“我没说要碰她。”程建国说，嘴角又弯起来，但这一次不是笑，“我只是问，她住得习惯吗？”

程建国的脸变了。那经过练习的笑容终于从脸上消失，底下那层东西——不是愤怒，是更冷的东西。

“我是程岳的父亲。”他说，“程建国。”

江洲的手攥了。

“我没想翻浪。”江洲说，“我只想把你儿送去。已经送去了。”

江洲没说话。他看着面前这个人，把他从到脚扫了一遍——鞋的牌，大衣的面料，围巾的系法，公文包上的磨损痕迹。全记在脑里。

协议书最后一页，写着一个数字。

“是我。”

“谈什么？”

“你找谁？”他问。

“对了，”他回过，“代我向林舒问

“你确定要这样？”他说，“你一个小小的经侦警察，你觉得你能翻什么浪？”

1

后来他们就这样睡着了。月光照在床单上，梧桐树的影晃了一整夜。

他把车停好，锁上，走过去。

“嗯？”

程建国看着他。梧桐树上的叶已经落光了，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白的天空。风从巷来，把程建国的大衣下摆起来。

程建国看着他。那冷的东西从睛里退去了一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更复杂的东西——像是在重新估算什么。

他把她重新拉怀里。这一次他的脸埋在她颈窝里，她能觉到他的睫扫过她的肤，能觉到他呼的温度。

他笑了。那个笑声闷在她颈窝里，震得她发。

他往前走了一步。

“我来找你，”程建国说，“想跟你谈谈。”

五十万。

“我走了。”程建国说。他把信封收回公文包里，整了整围巾，转过。走了两步，又停下来。

那个人转过。五十岁左右的年纪，面容清瘦，眉之间有一让人不舒服的温和。他看着江洲，嘴角弯了一下，是那经过练习的笑容。

江洲骑着电动车拐小区的时候，远远就认了那个背影。

程建国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。

“里面是什么？”

“对。”程建国打开公文包，从里面一个纸信封，递给江洲，“你看看这个。”

“我不是来谈案的。”程建国说，脸上的笑容没变，“我是来谈——赔偿的。”

那个人站在梧桐树下面，穿着一件灰的呢大衣，围着一条藏蓝的围巾。他的发梳得很整齐，鞋得很亮，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。他站在那里，像是在等人，又像是在犹豫要不要上去。

“小江——”

“没完。”江洲说，“他在里面待八年。来之后还有别的案等着他。你们程家这些年过的事，我一件一件查。”

“你跟她，”程建国忽然说，“住在一起？”

“你儿的案已经判了。”江洲说，“八年。你要上诉找律师，别找我。”

“你拿着这个，”他把信封合上，还给程建国，“回去告诉你儿，他的钱，我妈不，我也不。”

“程建国，你听清楚。你儿在里面的八年，我会把你们程家这些年的事，一件一件挖来。你们欠的，一笔一笔还。”

“赔偿是你欠了别人，要还。”江洲说，“你儿欠我妈的，是一条命。你怎么赔？”

江洲没说话。他的下绷了，太上有在。

说，“那是你的。”

“年轻人，”程建国说，“你知你面对的是什么吗？”

“你以为这就完了？”

江洲没接。

“赔偿？”

“一份协议。”程建国说，“还有一个数字。”

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五，江洲下班回来的时候，在楼下遇到了一个人。

“林舒。”

“江洲？”他说。

“你别碰她。”他说。

“谢谢你住来。”

“知。”江洲说，“我面对的是你儿打过的女人，是你儿洗过的钱，是你儿害过的人。还有你——你替他过的，你替他压下去的事，你替他买通的人。”

“关于我儿的事。”

“还有，”江洲打断他，声音不，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里挤来的，“你刚才说‘赔偿’。你知赔偿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“谢谢你背我上来。”

江洲看着那个数字，看了很久。

江洲接过信封，拆开。里面是一份打印好的协议书，措辞很正式，大意是：程家愿意支付一笔钱，作为对江洲母这些年的“补偿”。条件是江洲签署一份声明，承认在办案过程中存在“程序瑕疵”，并同意不再对程岳的案提任何形式的追诉。